澳洲野兔的故事

     澳洲野兔遭遇到超级病毒的新传染病之命运，或许可以用来解释，当某种病毒渗透新族群后，如何求生并演变为地方疾病的过程。

     整个故事的确富有戏剧性。一八五九年，英国拓荒者把野兔引进澳洲。由于缺乏天敌，这种新物种迅速扩散到整个澳洲大陆，繁殖数量惊人，而且从人类观点来看，牠们是有害生物，因为牠们会和绵羊竞食靑草。澳洲羊毛产量因而降低，无数牧场主人的利润也跟著降低。

     人们努力想降低澳洲兔的数量，而事情在一九五〇年有了新转机，原来是黏液瘤变性病毒——人类天花病毒的远亲，成功地传染给澳洲大陆上的野兔群。最初造成的冲击简直是爆炸性的：单单一季的工夫，一块像东欧那么大的地区全被感染。在头一年里，染上这种病的兔子，死亡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然而到了第二年，死亡率就下降到只有百分之九十；七年后，染病兔子的死亡率只剩下百分之二十五。

     显然地，兔群以及病毒品系内，都曾分别发生非常严格、快速的天择。采自野兔体内的病毒取样，毒性逐年降低。到了一九六五年，澳洲野兔数量大约只有黏液瘤变性病毒流行前的十五分之一。

      一九五0年代以前，黏液瘤变性在巴西野兔身上，是一种已经行之有年的疾病。该病毒在巴西野兔群中，只会引发轻微的症状，并展现出相当稳定的地方疾病模式。因此，或许有人会假设，病毒从巴西兔传到澳洲兔身上所需要的调整幅度，应该比不上某种寄生物由不同宿主传到人类身上所需要做的调适。但是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因为虽然都叫兔子，但美洲野兔和欧洲、澳洲野兔其实是不同属的两种动物。因此，一九五0年代在专家的监视下所发生的「转移新宿主」，应该很类似某疾病突破动物宿主，开始感染人类而成为重要的人类疾病的模式。

     一种新疾病不论一开始是否像黏液瘤变性这般危险致命，宿主和寄生物间的共同适应过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有在双方都能于初次遭遇中存活下来，并且借由适当的生物及文化调适，找到双方都还能忍受的范围，这才可能形成一种稳定的新疾病模式。

选自《瘟疫与人》

编辑：曾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