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防病论述（三）

       具有通论意义的防病法、卫生清洁举措在民初渐为民众所重视，但细菌学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进一步实践的指导意义。民初中医根据瘴气论，仅吸收这些实际的操作知识，却不重视它们背后的那套细菌学理论架构；或说即使受部分细菌学影响，也还是偏重瘴气论。1918年大流感爆发时，曹炳章谓：“其（气）伏之深者，所以发之暴，更因天燥无雨，饮秽浊河水，及池潦停蓄污水，或由饮食不洁，因而受疫，所以贫民之死亡者为多数。亦有因患疫病人之衣袴屎秽之物，洗于河中，再经旁人淘米洗菜，因而传染者亦不少。”

     曹用传统温病学伏温的概念来解释气的变化，认为爆发严重的流感疫情，与天气干燥、饮食、用水、清洁等都有关系，但却不强调西方预防流感最重视的人与人之间“飞沫”之危险，与相关戴口罩、隔离的技术。当时中医推崇的是一种广泛的环境卫生论述，这还是依据瘴气论来的。其实“瘴气论”就是一种宽泛的论述，它一开始重视的就是环境的清洁，而非细菌特性与特定传染途径。

     例如曹以“秋瘟”立论，谈道：凡患疫之后，又有蚊蝇之传染，亦是蔓延之原因。此皆关于天令反常，公众卫生不守，个人卫生失调，互相厉阶，所以酿成瘟疫，流行遍地。现在天令渐冷，甘雨已降，河中浊水，将可流通，街道粪缸，迁移隐曲之地，蚊蝇渐少，总总传染之媒介既去，疫情亦或因此稀少矣。

     外在气候时令的反常是致病因素，但此处要注意：“秋瘟”如果真的如曹所言，是“流感”的中医病名，那么人的飞沫与空气接触应该是最重要的传播途径与预防要术，所以在大流感时期，外国公共卫生专家才会不厌其烦地说：Putonthemask（戴面具）。但中医却持蚊蝇、浊水等有关环境卫生的论述，这种不相契的中西汇通，却是当时常见的论述。只有持细菌的视角，环境中“媒介”传染物细菌的特性才具有意义。

选自《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  

编辑：土

播音：慧敏

排版：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