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一批又一批的求法僧人涉流沙、历海路,去天竺礼拜圣迹,求取真经。由于印度古人对历史的淡漠,没有什么系统的史书可言,因此,求法僧留下的著作也就成为研究印度历史的基本的、珍贵的材料。东晋高僧法显的《佛国记》是他游历五天竺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他在游历中天竺摩竭提国的巴连弗邑(Pataliputm)时,见到了行像的巨大场面。
他写道:凡诸中国,唯此国城邑为大。民人富盛,竞行仁义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当此日,境内道俗皆集,作倡伎乐,华香供养。婆罗门子来请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内再宿。通夜燃灯,伎乐供养,国国皆尔。其国长者、居士各于城中立福德医药舍,凡国十贫穷、孤独、残跛、一切病人,皆诣此舍,种种供给,医师看病,随宜饮食及汤药,皆令得安,差者自去这段记载被赞宁引用于《大宋僧史略》中,其卷上“行像者”条云:自佛泥洹,王臣务恨不能亲睹佛,由是立佛降生相,或作太子巡城像晋法显到巴连弗城,见彼用建卯月八日行像,婆罗门子请佛,次第入城内宿,,通夜供养,国国皆然王及长者立福德医药舍,凡贫病者诣其中。
医师瞻候,病差方去®。摩竭提国(Magadha)就是“摩竭陀”“摩伽陀”,为古印度的十六大国之一,其境内释迦牟尼的圣迹甚多,求法僧人莫不礼拜。巴连弗邑,又译为“波吒厘子城”“巴陵弗”“波罗黎”“华氏城”等等,即本章第一段所引的“波吒利弗国”,梵文为“Pataliputra”,此城大约建立于公元前450年,此后,难陀主朝诸王以及孔雀王朝的月护王和阿育王都在此建都。
法显在这段引文的前面就说过,“此国是阿育王所治”正因为此地曾是阿育王的都城,所以,法显在公元5世纪初亲眼看见的“福德医药舍的情况,可以看成是一种传统的做法。“福德,医药舍”从名称上看,显然就是一种慈善性质的社会禧利事业,较之阿育王的“药藏”,一来它的数量多,由城中的多位长者所设立,国王也有可能设立,这就成了一项略微大众化的社会福利行为。二来它服务的范围更广,还有“凡国中食穷、孤独、残跛、一切病人”。想必在此时此地,那些低种姓的人也可获得此类持遇。三来它的情況更加清楚,有“匿师看病”,而且病人班可据病情,得到所書的“饮食及汤药”,被提供的服务还挺令人满意。
它倒像是一个私人诊所,而“药藏”只是一个单纯发药的药房从这三方面来说,“福德医药舍”也许是“药藏”的某种意义上的发展。这问题是“福德医药舍”-是不是只在建卯月八(夏历二月八目)行像期间才设立呢?从法显的下文来理解,答案是肯考“福德医药舍”只是一种短期的社会行,而育王的“药藏”倒是长期的,因为阿育王具有这种财力,堂舍的收入也足以支撑药藏的费用。
从东晋法显到唐代玄奘,又过去了两百多年,玄契所见的印度医药福利事业又是什么状况呢?《大唐西域记》字里行间对此偶尔也记下了几笔。卷二“健驮逻国”条:时室罗伐悉底国毗讫罗摩阿迭多王邮,威风远洽,臣诸印度,曰以五亿金钱周给贫窭孤独。主藏臣惧国用乏匮也,乃讽诛曰:“大王威被殊俗,泽及昆虫,请增五金钱,以赈四方匮乏。府库既空,更税有土,重敛不已,怨声载杨,则君土有周给之恩,臣下被不恭之责,,”王曰:“聚有余,给不足,非苟为身侈靡国用。”遂加五亿,惠诸贫乏。
选自《丝路医明》
编辑:土
播音: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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