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印度及中国的海上交流

地中海东岸和印度、中国间的贸易，在耶稣纪元开始的二百年间，运作的基础已相当规律，而且规模也已壮大到令之前的所有长程贸易相形失色。穿越中亚沙漠及绿洲的商旅队已达到例行阶段，而船舶则自由航经印度洋和邻近的水域。

例行来回穿梭这么长程的距离，暗示了：在交换物资的同时，传染病也会一并交换。 陌生传染病在易感染人群中散播的机会当然也因此倍增，而且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西元二世纪末，传染病灾难确曾重创地中海人民，而且很可能也曾影响到中国人民。但是，介于上述两地之间，也就是靠近旧世界文明生活网中心的地方，却从无征兆显示，人口数曾因陌生、致命的流行病而锐减。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有二，若不是因为中东或印度的城市人民不畏惧先前曾肆虐中国和地中海人民的疾病，但却拥有可以外销的致命疾病；就是 因为现存资料太不完整，使我们无法查出中东以及印度地区曾发生的疾病灾难。

间接证据显示，新传染病对于印度及中东都没有多大影响。例如，一项针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古代运河系统的调查结论为，该地的人口数目在西元二00到六00年之间，达到顶点，而那个年代正是流行病大大削减罗马及中国人口的时候。至于印度，就在西元三二〇到五三五年政治统一、文化鼎盛的笈多王朝，也同样暗示了原先各自独立的疾病库在西元最初几世纪相互融合后，并未严重折损印度的人口。

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形，其实并不难了解，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在西元一五00年代海运兴盛之初，当那些该为新式传染病的流行负责的船舶和水手，在返回欧洲老家后，所制造的疾病流行效果是多么地微小。里斯本和伦敦以热病及痢疾闻名，这些都是船舶偶然从外国沿岸带回来的，但是整体而言，西欧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即使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美洲印第安人以及其他体弱的民族，正遭逢惨重的死伤。

显然地，到了十六世纪，欧洲在人类新式传染病方面，可以给的很多，可以收的却很少。然而，在最初几世纪期间，旧世界两大最缺乏传染病经验的文明：中国和欧洲在流行病学的地位，就仿佛日后美洲印第安人所处的位置——即容易被新型传染病攻击，而导致社会崩解。

编辑：曾艳

播音：冬冬

排版：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