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僧医对医学的贡献

在早期佛教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和医学水平都很低下，人类的生命与健康没有保障。人生存世，生老病死，这一自然生理现象是人生不断产生痛苦的过程；于是，佛教启迪人们要超脱世俗，不为痛苦所羁绊，以宁静的心灵追求安息的境界，以摆脱各种挫折和磨难。

疾病是人类最“苦”之处，它直接折磨人的身心，故救人先救其“苦”，首先就要使人们能够摆脱疾病之“苦”的纠缠，所以佛教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说。佛教徒则通过治病疗疾，普及医学知识，以此来传播佛教学说，广纳门徒，同时也使佛教医学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和发展。

在佛门医家中，有些医术高明者，竟以名医著称，成为我国古代医疗队伍中的一支力量。

西晋高僧于法开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门医家，他著有《议论备豫方》一卷。东晋的支法存著有《申苏方》五卷。南北朝惠义著有《寒食解杂论》七卷。僧深著有《僧涤药方》三十卷。昙鸾著有《调气治疗法》一卷、《疗百病杂丸方》三卷。对指导当时僧医的行医实践为人们治病疗疾不无裨益。

在历代佛门医家中，也有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者。如唐代髙僧鉴真，历经磨难东渡日本，传播佛教的同时，行医治病，著有《鉴真上人秘方》，亲自校正了当时日本草药学中许多名不副实的错误。日本首任掌管医药的官员曾随鉴真学习药物学，据报道，有部分鉴真的医方现已在日本发现，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组成部分。鉴真被日本药学界推奉为祖师，直至江户时代（1603-1867)草药袋上还有鉴真的肖像呢。当然，别国的佛门医家也从各地来到中国。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佛教医学得到交流而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历代寺院因医而得名的为数不少。如浙江的竹林寺，即以有佛门医家善疗妇科疾病而名闻遐迩，其寺僧静暹还进宫诊病。此寺所传妇科专著版本有数十种，至清末竹林寺女科已绵延一百零七世。陕西西安近郊的法门寺附近立有一方医碑，上刻63首妇科疾病药方，“远近知者，对症服药，无不应手而愈”。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艺术，为研究我国古代的佛教历史和雕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其中“药王洞”就有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如今已被整理了118首医方。

历代佛门医家对我国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有的便得到皇帝赏赐。如宋代卢山僧人法坚，“医术闻名天下”，曾获宋太祖赵匡胤召见，赐给紫云袍，是称“广济大师”。元代佛门名医拳衡和尚，因皇后有病献药有功，被赐予“忠顺药师”，封为五省采药使。另一位普映和尚也因精于医道，在元武宗时封为太医，在朝达12年之久。

编者：曾艳

播音：婧婧